北大老校長追憶科壇“眾帥之帥”朱光亞

日期:2019-01-22编辑作者:财经期刊

  朱光亞是中國科技“眾帥之帥”“兩彈一星”元勛,中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歷任中科院與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中國工程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榮膺國家“兩彈一星”功勛獎章與2011年“感動中國”人物。陳佳洱是我國加速器研究的開拓者、中科院院士,被西方科學家贊譽為“諧波加速之王”。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等。在陳佳洱心中,朱光亞永遠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採訪中,陳院士向作者娓娓道來朱老與他60年間的師生情。

  陳佳洱本是上海人,早在上海位育中學讀書時,心中就有一種強烈的向往:北京大學。不久,新中國誕生,陳佳洱的父親有一些為祖國獨立解放而出生入死的地下黨朋友,提出了一個充滿激情的建議:希望陳佳洱報考東北老解放區的大學。因為這個建議,陳佳洱報考了大連大學工學院電機系,最早的北京大學夢就這樣與他擦身而過。

  此時,從英國學成歸來的著名物理學家王大珩正在該校任教,他向屈伯川院長建議:要辦好工科,沒有理科不行。大學裡應建一個應用物理系,並毛遂自薦出任系主任。學校同意了王大珩的意見,授命他著手籌建應用物理系。在選拔該系學生時,王大珩以平時總成績達到4分、5分(相當於百分制的80分、100分——作者注)的學生為基礎,並參考動手能力與獎勵“工分”,進行篩選。就這樣,大學2年級時,陳佳洱以優異成績脫穎而出,被王大珩選中進入應用物理系。

  王老師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他最擅長光學物理,而且親自指導學生做實驗。在陳佳洱的印象裡,每次做實驗前,王老師總是要問同學們准備做什麼實驗?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這個實驗你准備怎麼做?回答清楚了,並把實驗的數據表設計好了之后,才可以進去做實驗。做完了以后,所有的數據要經過他的審核,通過了才能走,而且還要打分。那時候實行5分制,王大珩打分很嚴格。在這學期的考核中,陳佳洱得了3個5分。

  1952年因為全國大學院系調整,陳佳洱隨其專業從大連進入長春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物理系。當時,物理系主任余瑞璜提出:“我們要趕超北京大學!”陳佳洱聽了很興奮,決心奮力拼搏。不過老師們出的考試題目形式多樣,同學們感到難以捉摸。像吳式樞老師考量子力學時,每人的考題是由抽簽決定的。陳佳洱說:“吳老師出的選題大都比較難,大家都感到頭痛。我可能運氣比較好一點,抽到的題,不是那麼難,就給了我5分。而余瑞璜老師的考試不抽簽,出了一個比較靈活的題,這個題你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簡單地回答,也可以盡情地發揮。幸虧我准備充分,比較仔細地回答了,全班隻有我得了5分。”

  到了大學3年級,陳佳洱聽說著名科學家、抗美援朝英雄朱光亞教授即將來校任教。

  早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想造原子彈,就請吳大猷等知名教授遴選青年優秀學生到美國學習。吳大猷推薦了2個得意門生:朱光亞和李政道。1946年8月,朱光亞、李政道與唐敖慶一行,隨同老師華羅庚、吳大猷夫人阮冠世一行從上海乘船赴美。抵美后,華羅庚師徒赴普林斯頓大學與先期到達的曾昭掄會面。曾昭掄告知:美國有關原子彈的各個科研機構均不對外國人開放。於是,朱光亞於同年9月隨老師吳大猷進入密執安大學,進行核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在這裡,他一邊作為吳大猷的助手做理論和計算研究,一邊在研究生院學習核物理實驗技術,攻讀博士學位。此間,朱光亞聽取了先期到來的西南聯大學長張文裕、王承書的建議,選擇不是很有名氣、卻很有實驗經驗的青年物理學家M.L.Wiedenbeck做導師。果然,朱光亞如魚得水,其學業成績幾乎每門功課都是A。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作為中國學生的學生會主席,朱光亞呼吁大家學成后歸國效力。1950年,朱光亞在回國的輪船上,又與51名留美同學聯名發出了《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同學們:是我們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工作的時候了。祖國的建設急迫地需要我們!”不少留學生就是在這封信的感召下回到“月之故鄉”的。

  朱光亞回國后先到北京大學任教,1951年5月,他撰寫的《原子能和原子武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書曾令陳佳洱愛不釋手。書中介紹了原子能發展、原子彈研制、氫彈秘密等內容,是我國系統介紹核武器的早期著作之一。1952年底,剛從朝鮮戰場歸來的朱光亞被調到東北人民大學任教授,參與物理系的組建,后來又擔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講力學、熱學、原子物理學等大課的同時,朱光亞也十分重視學科建設。

  在陳佳洱眼裡,為了給學生講好每一堂課,朱老師每周總是花大量的時間精心編寫講義、精心備課。陳佳洱回憶說:“朱老師不但課講得好,還非常注重輔導學生,他每星期會專門找兩次時間解答學生提問。有問題的學生會被他叫到黑板旁邊。他很仔細聽你的問題,然后把關鍵點用小字寫在黑板上。為了啟發我把握科學的思維方法,他不是直接否定或給出答案,而是根據我所提問題的症結,逐一反問我,直到把我問懂為止。平時如此,期末考試時要求就更嚴了。在口試中,他總是多方面檢查我們對課程掌握的程度,容不得半點含糊。我有幸留下了一張他對我進行口試的照片,一直珍藏至今。他的課給我的教益太大、太深刻了,受用一輩子!”

  在陳佳洱的印象裡,朱光亞看上去表情很嚴肅,但為人十分和藹。那個時候,大家知道朱老師是英雄,所以都很崇拜他。時為團組織書記的陳佳洱,在組織團日活動時,就曾請朱老師來給同學們講述抗美援朝的故事。

  1952年春,朝鮮戰爭進入膠著狀態,停戰談判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大事之一。國家從高等院校中選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較高英語水平和掌握現代科技知識的教師,作為我方談判代表團的翻譯。北京大學選派了朱光亞和錢學熙,他們於1952年4月從北京出發,跨過鴨綠江,坐著敞篷卡車沿著崎嶇山路,冒著槍林彈雨,經過兩天一夜的緊張奔波,終於到達中國人民志願軍談判代表團所在地——朝鮮開城。在開城,談判代表團每天晚上都拉著防空帘在微弱的燈光下忙碌,一聽到警報就馬上收好文件鑽防空洞。而在談判桌前,美方代表經常揮舞著“核大棒”。為了不讓對方有空子可鑽,談判雙方彼此練出了耐力與坐功。在這種情況下,朱光亞養成了耐心聽取別人發言的習慣:從不輕易表態,一旦講話,就能令人折服。朱光亞因此榮立了3等功。

  在陳佳洱看來,以東北人民大學為起點,朱老師就成為自己在科學海洋中前行的指路明燈。1953年底,在朱光亞的指導下,陳佳洱將“薄窗型蓋革——穆勒核子計數管”研究,作為自己的畢業論文課題。這也是我國第1次做核子計數管探測不同粒子的計數。陳佳洱說:“光亞老師帶領我做畢業論文非常負責,他指定了幾本書讓我看,看完之后還要我每周都把筆記本交給他檢查,錯誤的地方會給我修改。他還把所有從美國帶回來的做計數管的材料拿給我,供我研究參考。”

  大學畢業前的一天,陳佳洱正在聚精會神地做著畢業論文實驗,學校突然給他引見了北京大學的2位客人——電子物理專業講師吳全德與原子物理專業講師鄭樂民。來客見陳佳洱在做核子計數器研究,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因為當時北京大學還沒有人做這樣的論文,二人覺得很有意思,也就此話題聊得很開心。客人走后,陳佳洱這才知道:實際上他們是來為選拔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做准備。陳佳洱不禁怦然心動。

  拿到畢業証那天,系主任余瑞璜教授專門找陳佳洱進行了一番交談。余說,鑒於陳佳洱和宋家樹的出色表現,物理系及其黨組織研究決定:讓他們留在系裡工作。並勸告陳說,雖然不能報考北京大學的研究生,但是該校正在趕超北京大學,是金子在東北一樣會發光。陳佳洱一聽,暗自一驚,但自己身為中共黨員,黨組織決定留下,隻能服從。他就這樣留下了。

  畢業留校后,余瑞璜交給陳佳洱一項艱巨的任務,要他和哈寬富一起建立第一個X射線金屬物理分析實驗室。那時候陳是助教,哈是講師,他們配合默契,在短短的1年裡硬是把這個實驗室建了起來,排出了8個實驗。這些實驗過去他們從未做過,都是一個個邊學邊干地排出來后,提供給4年級學生做專門化實驗的。

  1955年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決定要搞“兩彈一星”,作出了在我國建立核工業、發展核武器、建立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決策。是年春天,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要求在北京大學建立我國第一個原子能教育基地。教育部一紙調令,將朱光亞調往北京大學,籌建我國第一個原子核科學技術教育基地——“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

  在陳佳洱來到之前,物研室隻有5個人:胡濟民院士為主任,朱光亞、虞福春任副主任,韓增敏任書記。此時的朱光亞認為,籌建研究室,青年專業人才必不可少。而根據他兩年間對陳佳洱的全面考察,覺得他思維敏捷,勤奮敬業,動手能力強,正是研究室需要的人才。所以在他的建議下,教育部於同年5月又給東北人民大學下了第2個調令:調陳佳洱到北京大學。可是,頗有個性的余瑞璜卻堅決不答應!他正式向學校攤牌:“誰要調陳佳洱走,我就辭職!”學校沒辦法,隻好把調令暫時擱置起來。再后來,中組部和中宣部聯合下令,拖了1個月后,陳佳洱才調入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任教。

  這時的陳佳洱只是一個20歲出頭的小伙子。由於個子小,又十分消瘦,活像一名中學生。陳佳洱回憶說:“我來報到的時候很有意思。那時候副主任虞福春教授在值班,他是核磁共振領域的著名物理學家。看到我時,不知我是誰,就說哪來的小孩兒,快走吧,我們這裡要開會啦。等到他看到我報到的証件,知道我是朱光亞的學生,就十分高興地接待了我。”

  作為國家第一個原子核的教育基地,“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名義上設在北京大學,實際上則依托中科院,由副院長錢三強領導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來指導籌建。研究室是白手起家,起初連辦公室也沒有,物研室就在錢三強的辦公室辦公,房間號為306。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內,他們叫“物理六組”,對北京大學則稱“物理研究室”。那時候對外保密,在此的工作人員對家人與朋友,隻能說在“546信箱”工作。

  北京大學一直是陳佳洱向往的學府,他十分珍視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以背水一戰來回報老師寄予的厚望。對於這段改變自己命運的經歷,陳佳洱至今仍記憶猶新:“我到北京大學后,朱老師交給我兩項任務:招生和負責籌建核物理教學實驗。關於招生工作,叫我到其他學校去,從大學3年級裡面挑一些好的學生來。那時的風氣是全國一盤棋,所以拿了國家的文件,不論到哪個學校,學校都把最好的學生送來給我挑選,這個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招生工作完成后,陳佳洱臨時接受了一項特殊任務:接待蘇聯原子能專家代表團訪華。於是,陳佳洱從物理研究室的崗位借調到國務院的相關辦公室上班,住在北京飯店接待蘇聯專家。也因為這次機會,陳佳洱第一次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接待任務完成之后,陳佳洱回到了研究室,朱光亞要求他在8個月之內,負責帶領幾位剛畢業的助教,籌建原子核物理教學的實驗室,排出教學實驗來。做實驗需要有房間,錢三強就指定從中科院化學所騰出一層房間來給他們做實驗室和教室。實驗需要的儀器、器材,全部由近代物理所的器材室提供。沒有的,就由研究室去採購。

  實際上,對於原子核物理實驗,陳佳洱隻在做畢業論文中學到一些有關制備蓋格核子計數管的知識和技術。於是,虞福春教授給了他一本英文書籍《實驗原子核物理》,讓他參照書上的幾個實驗去籌備。

  那時候條件艱苦,大家沒有經驗,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好在陳佳洱在東北人民大學的時候,排過專門化實驗,打下了一些基礎。但因任務繁重,大家都感到壓力很大,也都非常賣力。為了節約時間,陳佳洱在實驗室裡放了一張床,一天到晚拼命干,實在困了,就躺一會兒,醒來后接著再干。經過大家連續七八個月的奮力拼搏,終於准備出了8個實驗。每個實驗幾乎都要用到核子計數管,所以陳佳洱專門搞了一個小車間,來生產核子計數管。各種實驗對計數管的要求不同,有的是探測α射線的,有的要探測β或γ射線,還有的要探測不同粒子的符合計數。最難的是α射線的探測。α射線的射程很短,需要極薄的雲母窗,才能讓它透過薄窗為計數管接受,產生計數。由於極薄的雲母窗難以承受大氣壓,於是,陳佳洱想了一個辦法,在相對較厚的雲母箔膜上面開個洞,再粘上一層極薄的雲母膜,這樣既能承受大氣壓,又能接受α射線。后來的試驗結果也令人欣慰。

  有一個實驗是要做計數管的工作特性。計數管在進行了大量放電計數之后,需要有一段時間恢復,在這段時間內,它是不靈敏的,被稱為“死時間”。這個“死時間”有多久,怎麼顯示出來,怎麼讓學生知道計數管有這個特性呢?為此,陳佳洱專門設計一個電路,進行試驗。經過多次調試和調整后,波器上出現了“死時間”的圖形。正當陳佳洱為首次得到的波形激動不已時,驀然聽到:“這個波形很漂亮嘛!”他回頭一看,沒想到朱光亞不聲不響地站在自己身后觀察多時了!陳佳洱回憶說:“當時,我有幸得到朱老師多方面的精心指導,帶領幾位剛畢業的助教,從無到有地排出第一套我們自己都從未做過的8個核物理實驗。我們師生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悅,心裡特別愜意!”

  陳佳洱所在的研究室,雖然打著北京大學的招牌,但實驗樓並不在校園。陳佳洱真正成為北京大學的一員,是在1958年陸平校長來了以后。陸平將研究室更名為北京大學原子能系,后來又改名為技術物理系。1956年,為了響應黨中央向科學進軍號召,北京大學原子能系想要搞加速器,用加速器產生的高能量粒子轟擊原子核、變革原子核。1957年時,系裡隻有1台從蘇聯進口的25兆電子伏電子感應加速器,這是胡濟民到蘇聯去考察時,蘇方推薦的。后來陳佳洱和同事們覺得它的加速能量不夠高,並且發現這台加速器本來是為了無損探傷而制造的,並不適合研究核物理。所以他們決定自己做1台適用核物理研究的,能量稍微高一些的電子感應加速器。

  1958年全國搞大躍進,到處轟轟烈烈。北京大學師生的熱情也都很高,大家渴望把中國的科學技術搞上去,使國家強大起來。在這樣的形勢下,陳佳洱和幾個年輕教師把學生組織起來,“照貓畫虎”,竟然把1台30兆電子伏電子感應加速器建起來了。陳佳洱因此被選為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建設積極分子,並參加了第二屆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建設積極分子大會。

  朱光亞不愧為伯樂,曾經身材單薄、名不見經傳的陳佳洱,逐漸成為科壇的“千裡馬”。4年后,陳佳洱首次提出了開展等時性回旋加速器研究課題的建議,並得到領導的支持,這成為他從事的第一個加速器研究課題。

  而朱光亞线年后離開了北京大學,先去中國原子能研究院領導反應堆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后又經錢三強先生推薦,擔任“兩彈”的研制科學技術領導人。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我國“兩彈”的研制工作。陳佳洱非常清楚,在中國核武器發展史上,被稱為“綱領性文件”的《原子彈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和《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准備工作的初步建議及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等,都是經朱光亞親自主持編寫完成的。盡管當時的條件異常艱難,但他認真貫徹周總理“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方針,團結諸多科學家和全體試驗人員奮力拼搏,終於使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地在1964年10月16日炸響了。

  當時,陳佳洱正在英國盧瑟福國家實驗室作訪問工作。陳佳洱回憶道:“我記得消息傳來時,英國的電視立即終止了其他一切廣播,播放了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兩行大字。這也一下子使我成了實驗室同行中的中心人物,他們一方面欽佩中國的偉大成就,同時也都想向我了解中國的核彈為什麼能發展得這麼快。那時我走在路上,感到腰板更挺了。朱老師和兩彈元勛們的巨大成就,使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隻有祖國的強大,才能使中國人在發達國家的人民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本文由北大老校長追憶科壇“眾帥之帥”朱光亞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北大老校長追憶科壇“眾帥之帥”朱光亞

智能计算机:70年校庆人物]  结晶学家余瑞璜院士

:吉林大学俊彦云集、英华荟萃、青蓝相继、桃李芬芳。建校70年来吉大人弦歌不辍,砥砺前行,坚守理想,追求卓越...

详细>>

余瑞璜:西湖大学从一贫如洗到目前的云栖校园

充实阐扬我们的后发劣势。挑战世界范畴内的科学难题,大学的建立工作在校园规划、师资引进、人才培育、轨制扶...

详细>>

余瑞璜合阳县坊镇南岳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纪岳截

违纪资金被清缴。3人违规收取33户移民搬迁户1.轨道用供电系统则可实现向轨道上移动的传感器系统供电。合阳县坊镇...

详细>>

余瑞璜指纹识别等方面表现出色

促销折扣可能随时变化,本文属于原创文章,有着不错的性能表现,屏幕尺寸为5英寸,【上海大学】美国国家工程院院...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