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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绝命诗中的历史典故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血荐据说这是谭嗣同临刑前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绝命诗,还据说这首诗被梁启超篡改过, 原诗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证据不足,难以采信。望门投止思张俭,这句说的张俭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党锢列传》的记载,张俭是东汉末期的高平人,初为山阳东部督邮,严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为非作歹,为太学生所敬仰。后来党锢之祸又起,他被迫逃亡,人们敬重他的人品,都冒着破家灭族的危险接待他。望门投止指的是找上门请人留宿,张俭在逃亡时害得很多人因为收留他而满门抄斩,甚至郡县为之残破,其于心何忍!忍死须臾待杜根,这句说的是杜根这个人的典故。 根据《后汉书杜根传》的记载,杜根性格耿直,东汉安帝时任郎中,当时邓太后摄政,权在外戚。安帝年长,杜根上书要求太后归政,太后大怒,命人把他装在麻袋里摔死。执法官示意施刑人手下留情,载出城外待其苏醒。太后派人查看,杜根装死三日,目中生蛆,侥幸逃脱,躲了15年。邓太后死后,杜根复出,官拜侍御史。谭嗣同在诗中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遭遇,而不选择他们的避难方式,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不愿意选择逃亡而给别人添麻烦,也不可能凭借执法者手下留情而暂时躲过一死,他要以横刀向天笑的方式大义凛然地去刑场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表现慷慨赴死的气节。 其实谭嗣同是被关在囚车里拉到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的,由不得他横刀向天,虽然壮怀激烈,但是身不由己。至于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历来解释颇多。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两昆仑一个是指康有为,另一个是指大刀王五;后来有人把康有为换成唐才常,认为唐才常是谭嗣同肝胆相照的朋友,像昆仑山一样坚毅;有人认为是指当时跟谭嗣同私交深厚的两个侠士胡七和王五,因为他们两人的武艺属于昆仑门派;有人把昆仑理解为昆仑奴,认为是谭嗣同的两个仆人;有人说其实就指的是谭嗣同自己一个人,去留可以作死生讲,嵇康的《琴赋》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是偏正结构,是要留下什么的意思;……面对要斩尽杀绝的敌人,需要有的人牺牲,用流血牺牲的方式昭告同胞大众,鼓舞未死者和后来者继续做长期的奋斗。我以我血荐轩辕,谭嗣同的做法或许可以称为血荐,他要用自己的鲜血警醒世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谭嗣同与戊戌变法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在北京,是湖北巡抚的三公子,戊戌变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据说他12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所以取字复生。在这场大疫中他的母亲、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夺去了性命。后来死在台湾的是他的二哥谭嗣襄。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臾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题壁》的诗意。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解读谭嗣同的内心世界,但这首《狱中题壁》却在百年来不断引发我们的深思。我们可以从诗中感受殉道者的凛然正气以及从容不迫。 为了信仰,为了追求的事业,不惜生命,以身殉道,其精神确可感召后人。读这首诗,自然要了解谭嗣同这个人,于是也就关心他所参与的戊戌变法的背景。顺便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诗词和作者的背景,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记载,正史也罢,野史也罢,显然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只能说尽量选取接近真实,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总是来自第二手的资料居多,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引用,再以此线索核查第一手的史书。有时候,看到第二手的资料说的头头是道,自己认可或者偷懒,也未必再一一查对原始的记载。于是便有些说不清的抄袭的争议。 写这篇文章之前看过好几遍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受到很大影响,包括知识和思想。戊戌变法又被称为百日维新,因为前前后后才不过103天的光景。变法维新是从1898年的公历6月11日正式开始的。 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实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才不过4天,6月14日,西太后就赶走了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而且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9月18日晚上,谭嗣同找袁世凯密谈,希望掌握着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能够帮忙。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谭嗣同的计划,但谭嗣同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军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103天的维新变法就此宣告结束。9月25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启超被日本人护送离京,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官军带走。 三天之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刑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据说,谭嗣同在临刑前从容多于慷慨,没有激越之气,没有畏惧和悔恨,也许连乞求刽子手给个痛快都不屑于一说,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没有想明白的是,这要杀的贼到底是谁?又为何死得其所? 心苦后人知对于谭嗣同的死有多种解释:为了要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为了报答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为了要大家支持变法继续走改良的路;为了证明改良的路走不通而必须走革命的路;为了害怕连累家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视死如归的态度是非常难得的。殉道者能够做到如此,显然需要从内心里发出强大的力量才行。这内在的力量来源于他的信仰,而他信仰的内容究竟是要改良还是要革命却是后人难以破解的谜团。有人认为他是改良派,他为他的信仰殉道,而不是信仰的内容。因为要深究那内容,也许会觉得他的死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一直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地为皇帝而死。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 他为了他的信仰本身。也有人认为他是革命派,他血淋淋地证明中国唯一的前途就是革命,改良是一条行不通的路。因为保守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倘若革命党看到谭嗣同的死,也会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从而会更加坚定地走革命的路。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这是袁崇焕的两句诗。谭嗣同与袁督师的命运大不相同,谭嗣同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赏识,他也把这位热衷于变法维新的年轻皇帝当作知己,所以有人认为他士为知己者死。他在劝梁启超出走时曾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前者总是处于事件的高潮点上,目的单纯,更容易有勇气,不会三心二意,反正也要一死了之,无所畏惧。后者往往是在事件处于冷静时发生的,要经过复杂的思考而自愿选择殉难,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殉道者,谭嗣同死得慷慨壮烈,死得从容不迫。其实,谭嗣同原本可以不死,许多种记载都说他不必去死。他是自愿送去给别人杀掉的。 《华严经》有回向品,主张已成菩萨道的人,还得回向人间,由出世回到入世,为众生舍身。如果不把失败孤立来看,而是把失败当成成功的一段,当成是成功必经的阶段。那么,这便可以称为是一种成功的失败。为了永恒,一时撒手。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能从大局出发,不肯轻易抛下自我;有的人义气用事,贸然做出牺牲,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而谭嗣同,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 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关于诗界革命的论述中曾这样评介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充分显示了这位激进的维新志士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就这首诗而言,是作者志意的反应,有激昂慷慨,有悲壮从容,也有无奈和期待。用典贴切,一气呵成,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谭嗣同的痴。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着,甚至执着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这种对信仰执着追求无怨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愿昆仑正气长留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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