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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滞后成环境健康管理现实瓶颈

环境问题与人类健康紧密相连。在一个个环境事件背后,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受害者的健康损害。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境与健康的关联,日益关注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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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与人类健康紧密相连。在一个个环境事件背后,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受害者的健康损害。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境与健康的关联,日益关注环境问题。然而,研究滞后、“家底”不清,已经成为环境健康管理的现实瓶颈

科研受到空前重视

环境与健康调查推动环境治理

雾霾中的毒害成分都有哪些?镉在土壤中浓度蓄积到多少会对作物产生影响以致影响人类健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生物体内有什么样的变化?提及环境与健康,人们往往会想到类似的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不简单。环境对健康产生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环境损害的特征是低浓度长时间的暴露,可以说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哪些污染因子产生怎样的效应,的确不是点滴研究可以说清楚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与健康首席研究员张金良告诉记者。

科研的目的是造福于人,环境与健康研究领域更是如此。

我国环境健康研究起步较晚,原先主要是卫生部门在做些相关工作,直到2007年,环保领域才有了环境健康研究。

“我们对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正在不断兴起。从我国这个领域论文发表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这几年环境与健康研究的蓬勃发展。”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于云江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环境事件的增多,国家对环境与健康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指南中专门设有环境与健康研究方向,每年资助的项目不少,许多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也将其研究领域聚焦于此,这对基础研究的发展很有帮助。

“十一五”以来,环保部累计安排资金1.8亿元,用于环境健康基础工作。其中共开展环境与健康基础调查12项,环境与健康管理政策标准研究13项。这一系列基础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如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调查、大气污染对城市居民死亡影响研究、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等等,在了解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的不良影响方面获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环境与健康调查是科研和管理的基础,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我们希望得到污染程度如何、已经产生了何种健康效应、暴露人群范围如何等问题的答案。”“全国重点地区环境与健康专项调查”项目正在开展,担任总体技术组组长的于云江这样说。按照这一调查的实施方案和工作目标,在对我国16个省份重点地区的环境与健康调查完成后,应该能够对所调查区域的环境与健康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评估。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表示,在一系列的调查活动后,一些存在问题的地方成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优先考虑地区;将化工、造纸、纺织等环境致癌污染物排放源纳入《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也得益于科研结果。

新《环保法》鼓励相关科研

目前系统化基础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对管理决策的支持不够

虽然环境与健康的科研工作在最近几年有所突破,但与现实的要求还相去甚远。环境法专家、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表示,科研能力薄弱以及现有研究成果转化不够是推进环境与健康工作面临的重大障碍。长期的系统化基础研究不足,研究成果对管理决策的支持不够,不能为有效应对环境健康事件、开展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差距不仅表现在研究内容,也表现对科研的管理没有头绪,缺乏顶层设计。”环保部环境政策与经济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主任王建生表示,顶层设计首先要确定环境健康领域最急需研究的课题,我国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本来就不多,真正能够应用的更是少之又少。

环境基准研究的滞后就很说明问题。基准是以人的健康为出发点,不考虑经济技术可达等因素得到的污染物最大限值。环境基准是制定环境标准的重要依据,会对环境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我国,很多基准的研究还远远跟不上。

着手制订土壤环境标准时,熊跃辉发现许多土壤基准还是空白。“比方说一种重金属,多长时间内摄入多少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这对我们来说都还未知。这显然与环境风险防范的要求有距离。”

新《环保法》颁布,带来了改变现状的新希望。几经波折,新环保法第39条提出“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开启了环境与健康科研工作的新里程。

“其实不仅是这条,对污染物监测力量的加大也将对科研产生积极影响。”张金良表示。

写进法律意味着国家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但从法律依托到实际工作,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不是写进法律就高枕无忧了,现实的科研工作还面临不少困难。”环保部科技标准司环境健康管理处副调研员宛悦说。

“很多问题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王建生表示,以科研队伍为例,美国的国家环境署有多个环境与健康科研专门机构,而我国目前环保系统内部得到官方承认的专门研究机构只有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环境与健康研究中心。“学科不全、人才紧缺,有时候我们想建模分析,才发现根本没有数学方面的专业人士。”于云江苦笑着说。

科研人员呼吁打破壁垒

科研体制存在障碍,数据公开和共享亟待加强

王建生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日本站在“有利于国际竞争与国家利益实现”的战略高度,于2011年启动了将持续23年的儿童健康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从怀孕前到孕期及出生,再到十几年的成长,揭示早期暴露对人体发育的影响。王建生认为,这项研究非常有意义,我国应该认真考虑是否启动这样一项研究,因为这可以为建立环境基准提供“金标准”。

长时间、低剂量暴露是环境介质影响人体健康的特征,因此,几乎所有涉及环境与健康的研究工作都是超长周期的,三年五年都拿不出成果。“依照我们的科研体制,一个课题最长不过三五年,就需要向资助方提交成果报告,这样的体制的确与基础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冲突。”王建生说,科研的长期性需要资金的长期支持,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研究跨越五年计划十分正常,如何在资金安排上予以保障,是目前科研体制上存在的障碍。

大量的调查采样是环境与健康研究的基础,可以说各种数据是科研的命根子。作为一线的科研工作人员,张金良对相关数据不公开感到苦恼。

“很多时候,我们的科研工作并不少,缺乏的是对数据的重新整理比对,形成新的研究成果,这里面,数据难以共享是个瓶颈。”张金良表示,环境与健康研究涉及面广,必须将环境领域与健康领域的数据相比对,对数据做深加工,才能取得研究成果。

卫生部门有很多哨点,死因监测是常规项目,如果用这些哨点数据与当地环境监测信息加以比对,认真分析,就有可能找到环境与健康方面的关联信息。可现实是,一方面死因监测信息不公开,另一方面环境监测信息虽然实时发布,但要想获得一个时间段的监测统计数据,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许多科研人员做了很多前期调查,积累了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并不一定能够全部用于论文,珍贵的数据大多被束之高阁,这是极大的浪费。”宛悦表示,为了推动数据共享,环境保护部以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环境与健康数据中心”为依托,建设了环境与健康信息综合管理平台。

“数据公开与共享不仅有利于数据的提炼与再加工,也将对科研数据造假设置防火墙。”负责数据健康中心运作的王建生表示,下一步,他们还将编制国家环境与健康数据字典,为今后全面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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