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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亚游平台官网犹太裔学者

作为一个犹太人,阿伦特以惊人的勇气指出,犹太长老会曾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如果没有犹太领袖协助纳粹完成对犹太人的统计、编号、集中、监管、动员、运送等工作,尽管犹太人被驱逐和屠杀的命运不可能改变,但受害者的人数不可能高达六百万。

作者简介: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

2005年1月27日下午,波兰上西里西亚的奥斯维辛小镇,寒风凛冽,阴霾密布,肆虐的雪花漫天飞舞,寄托哀思的烛光随风摇曳,包括四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要在内的成千上万纪念者麋集于此,以纪念这座前纳粹最大的死亡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以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两点三十分,随着一辆闷罐火车长鸣着沉重的汽笛缓缓驶进,纪念活动在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揭开了序幕。

在波兰文化部长致开幕词之后,三位已是髦耋老人的集中营幸存者相继发言,向与会者,也向全世界讲述了纳粹在集中营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以及这些暴行为自己、家人乃至整个民族带来的不可弥补的创伤。

然后是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俄罗斯总统普京、以色列总统卡察夫分别发表讲话,谴责纳粹的滔天罪行,向死难者致敬,呼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纪念活动的高潮是最后的宗教祈祷仪式,在庄严肃穆的犹太教哀悼与祈祷声中,在场的所有人无不神色凝重、潸然泪下。

纪念的意义在于通过回忆和反思来澄清历史真相,为后人提供借鉴。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往往着眼于易于象征化、仪式化的事件,那些不合常例、横生枝节的事件就往往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因而在某些历史事件被清晰地重构起来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事件却恰恰有可能因此而被遮蔽和遗忘。比如,在诸多的纪念活动中,犹太人的苦难就被高度仪式化了。

众所周知,在二战中,有众多的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然而只有犹太人的苦难成了今天几乎所有纪念活动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在奥斯维辛纪念活动中,三位集中营的幸存者全都是犹太人;以色列总统在东道国元首和作为解放奥斯维辛的正义力量之代表的普京总统之后讲话,其作为二战中受害最大民族的代表的寓意不言而喻;最后的祈祷仪式完全按照犹太教的习俗进行,当然也是刻意的安排。法国和德国举行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也都突出了犹太人的苦难。1月25日,法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落成,纪念馆的碑文特别强调了法国对犹太人所犯的罪行:“二战期间,纳粹在欧洲执行犹太灭绝计划,七万六千犹太人从法国被遣送,其中一万一千余人是儿童。他们大多数在集中营遇害,仅二千五百人生还。”

无独有偶,5月10日在柏林市中心落成的纪念碑同样被命名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而一月份议会举行的一次纪念活动中,一个被全世界媒体广为传播的画面则是:犹太作曲家乌尔夫·比尔曼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朗诵诗作,施罗德总理就坐在离钢琴最近的位置。比尔曼朗诵的诗歌,是犹太诗人吉察克·卡泽内尔松1943年在集中营里所写的长篇诗作《来自被屠杀的犹太民族的伟大赞美诗》。甚至在联合国特别大会的开幕词中,安南也特别强调了犹太民族在二战中的苦难要超过其他民族。

与犹太民族的苦难一再被强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民族的苦难则很少被叙述、被言说,更遑论在国际会议中成为中心议题,在电视画面中占据显著的位置。比如,吉普赛人在二战中几遭灭顶之灾——在立陶宛、爱沙尼亚、荷兰三国,吉普赛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在克罗地亚是百分之九十八——然而,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中,吉普赛人的苦难要么被一笔带过,要么根本不提。

我们无意否认犹太民族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但必须看到,其他民族的遭遇同样触目惊心。也许各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根本就不应该用数字统计来进行孰轻孰重的比较,因为苦难作为一种精神创伤,是不能也无法量化的。我们更应该清楚,无论是犹太人、吉普赛人,还是其他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全都发生在现代理性社会,发生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因而其悲剧意义早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界限,对其苦难的回忆与纪念也不应该成为某个民族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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